改革开放带给我“福命”
毛福敏
我们的上几辈人有文化的不多，给孩子取名爱带上个“金”啊、“福”啊、“贵”啊什么的，那么憨直，那么虔诚！我的名字是外婆起的，外婆大字不识一个，于是，我也被荣幸地罩上了“福”云，获得了“福命（敏）”！然而，自降临人世，我就感慨命运不济……
不满4岁时，妈妈支援大跃进建设，参加全民炼钢运动，和一帮里弄里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了南翔。由于父亲是海员，很少时间呆在家里，比我大8岁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姐姐成了小管家，她白天去学校上学，我便成了弄堂里的“流浪儿”。66年刚进入市六中学，遇上了文革，三年中学没正儿八经地上过一堂课。69年中学“毕业”，赶上了“上山下乡”，我因为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的女儿，属于“红五类”子女，便带头奔赴江西务农去了——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是“修理地球”，多么豪迈的壮举！好不容易被贫下中农推举进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求学，却还是整日“修操场”——全体师生肩挑手提，硬是在烂泥地上建造起一个大操场！我常常感叹自己生不逢时，什么厄运都逃脱不了。我甚至怀疑：是否真是应了那个迷信说法——名字里的意思与实际境况往往背道而驰！
1977年，我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，走进大山里的一家兵工厂（当时称“三线厂”）所属的子弟学校，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第二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。从此，我走上了中国的福运之路，获得了“福命”！
渐渐地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读书的价值，重视对孩子的教育。教师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。我为自己能承担如此沉重的家长重托、社会厚望而忐忑，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之兴旺而振奋。我认真教学，刻苦钻研，孩子们爱上我的课，家长们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我的班上。三年后，我担任了学校的教导主任。90年3月，我们举家搬迁至江苏省太仓市，我有幸进入全市最好的实验小学任教，并再次担任教导主任。江苏教育居全国领先地位，我吮吸着江南古城醇厚的文化养料，汲取于永正、孙双金等教学专家的教学经验……96年教师节那天，我荣幸地成为太仓市首批“学科带头人”，并先后获得了“苏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”等多项荣誉。
98年3月，我从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中缝里看到了上海教育界举办“引进人才”招聘会的消息，我便怀揣着一大堆获奖证书，前往应聘。感谢家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，我被上海市实验学校接纳。于是全家再次迁徙，回到了故乡——上海。上海市实验学校处于教育改革的前沿，我为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欣喜不已。在这里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教育改革的新理念，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给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。我如沐春风，如饮甘霖，努力学习，积极实践……即便担任教导主任，我也从不脱离教学第一线，始终担任语文教学工作。05年，我获得了徐汇区“语文学科带头人”称号，还应邀担任区“骏马奖”评委。06年，小学部搬迁至浦东，我被派往小学部任部主任，承担小学部的创建工作。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，小学部在浦东新区创造了良好的声誉，家长们向往实验学校，为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实验学子而竭尽全力，可谓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啊！
08年5月，教育改革的春风又一次把我推向了一片崭新的天地——作为徐汇区“建峰填谷”的重大举措之一，原“梅陇三小”委托实验学校管理，翻牌为“上实附小”。我被实验学校派往附小任校长。我依托徐汇区雄厚的教育基础、实验学校丰富的优质资源，依靠全体教职员工，开展校园文化建设，推进教师专业发展。学校的校园环境和教师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已在区内取得了良好的反响……
每每宁静时分，我会默默地感谢九泉之下的外婆：是您给我取了个好名字！我更感谢改革开放，是它给我带来了真正的“福命”!
